弘治十五年开春后,两件事被人们所热议。√
一个是壬戌年的殿试,一个则是《大明会典》成书。
沈溪并未亲身参与这次会试和殿试中去,以他的官职和资历,也没资格担任殿试读卷官,不过身为三名阁臣之一的谢迁则不出意外地做了殿试读卷官。
《大明会典》成书,跟沈溪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沈溪是《大明会典》的纂修官之一,而且他的功绩相对排前,得益于他对于洪武末、永乐初的典章制度的撰写,连弘治皇帝都不能否认其在纂修官中的地位。
不是沈溪的话,很多内容将被历史淹没,不存于世。
朝廷正式的颁赏没有出来,不过看情况,应该会等殿试结束、新科进士的名单出来之后,再行颁赏。
但吏部、礼部和翰林院三方,已经在拟定有功人员的嘉奖晋升名单,呈递弘治皇帝御览,由朱佑樘亲自批复。
弘治皇帝大病初愈,虽然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但好歹能亲自处理政务了。
弘治皇帝有意大肆犒赏《大明会典》的修撰人员,除了彰显朝廷对于规范典章制度的重视,也是想借此升迁一批官员,为太子成年后临朝辅政,甚至太子将来登基执政打好坚实的基础。
吏部、礼部和翰林院拟定的功勋名册和嘉奖方案中,对于官员的升迁幅度不大,弘治皇帝直接给打了回去,让三衙门重新拟定,一时愁煞人。甚至吏部尚书马文升这样经验丰富的老臣,都不知弘治皇帝是嫌升迁幅度太大,还是太小,亦或许是有某些人不该出现在嘉奖名单之中?
关于弘治皇帝为什么要把功劳簿给打回来,一时间众说纷纭。
翰林院如今的掌舵人是翰林学士梁储,礼部的掌舵人是礼部尚书傅瀚,吏部的掌舵人是吏部尚书马文升,三人都不知该如何是好,最后请示马文升之后,由马文升亲自进宫面圣,准备问个究竟。
结果,弘治皇帝却以身体不适为由,并未赐见。
实在没办法了,马文升只能到内阁,跟大学士李东阳和谢迁商量。
本来这种事问辅刘健最好不过,可这会儿刘公身体不太好,做事糊涂,问他什么都是答非所问。
马文升岁数比刘健还要年长一些,他明白刘健是故意推诿,涉及到论功请赏的问题,刘健不想过多干涉皇帝和臣下的意思,所以刘健选择了不管不问。
马文升找到李东阳和谢迁,在朝廷顶级文臣中,五十出头的李东阳和谢迁都是属于“少壮派”,他们的意见至关重要。
但李东阳和谢迁的观点却截然不同。
李东阳认为应该是奏折中论功请赏的官员数量太大,翰林体系下可没那么多官职供升迁,所以弘治皇帝打回来重新拟定。
谢迁的意见则恰好相反。
谢迁认为应该再增加一些有功人员的名单,最好把翰林体系中所有参与修书的人都名列其中,每人最少都官升一等。
马文升没说什么,李东阳和谢迁反倒先争吵起来,私下里的至交好友,居然因为揣摩皇帝的心意而争了个面红耳赤。
本来谢迁没资格跟李东阳争辩什么,因为李东阳在辅政大学士中名列第二,他只排第三位,规矩是官大一级压死人,下属只能听从上司的意见。
可这会儿谢迁不服自己是老三,这两年我做事深得皇帝心意,你说我第三就第三?凭什么我不能当次辅?
文渊阁内,一旁观望的马文升着实无奈。
作为吏部尚书,马文升算是堂官之,可如今大明的情况是,内阁大学士的地位逐渐凸显,连他这个吏部尚书的地位都要逊色阁臣一筹。
偏偏在这件事上,马文升没有参与过修书,功劳跟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而李东阳和谢迁虽然也没怎么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