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的饭局让我对平时一脸严肃的其他同事们刮目相看。除了大校长，其他副校长们一律都是女的，然而一个比一个能喝酒。喝了酒，就开始又唱又跳，气氛真的太诡异了。初出酒桌的我哪是他们的对手，最后醉的连怎么回的宿舍都不记得了。

那晚喝多的还有娜拉。据阿荣和美图说，回到宿舍后她性情大变，说了乱七八糟别人听不懂的话，怎么劝都劝不住。最后还是接到了翔子的电话让他把娜拉接走的。

翔子算是见光了。

星期五是个特殊的日子，一个能让我为自己伟大的职业而雄赳赳气昂昂的一天。

这是我人生里的第一个教师节。

昨天听办公室的马老师遗憾的说，“去年的教师节我们学校还给了老师们节日福利呢，听说从今年开始所有的福利都被取消了。”

“学校福利是没有了，现在就看学生的了。”黑瘦黑瘦的张老师笑说。

平时，办公室里数他最能开玩笑了，不过大多数的时候我都分不清楚他说的是玩笑话还是真话。

张老师，大专毕业后没工作在乡下干农活六七年，以为这一辈子就是这样了。谁也没想到政策有变，突然有一天把他们那几届师专生叫到教育局简单进行了一次笔试，就通通都安排上工作了。

“就我们那些学生，不问我们要东西就不错了！”冯老师边擦手里的摄像机边说。

冯老师利用周末及午休和晚上的时间给外边做婚礼摄影挣很多钱，而自己一年四季就一套衣服。办公室的其他老师都叫他“冯锁财”。

冯老师说的也没错，我们学校的生源比较特殊，不是农村地区生活条件困难的，就是单亲离异或与老人一起勉强度日的留守儿童，想让他们在教师节这一天像二小三小学生那样送大礼肯定是不可能的，就是想送也送不起。

匆匆吃完早点，便赶去办公室。这会儿已是上早读课的时间。所有的语文老师都不在办公室内。

打开门，一阵香味扑面而来。我看见每个人的桌子上都堆放着红红绿绿的塑料花。

我的办公桌在门边，一眼就看见了那些花，我不禁“哇哦～”得叫出声来。

“一朵一块钱的花就把你给高兴成这样了？？”张老师不屑的把桌上的假花儿随手扒拉到一边，“你先把你桌上的那几个礼品盒子收一收，一会儿领导进来看见不好！”

我下意识的把那些盒子放到桌子底下。有点做贼心虚的感觉。

第一节是数学课。我拿着用学生们送的花做成的花束，高高兴兴的走进班门，一向胆小的杜佳美怯生生的迎上来说：“老师，我住学校宿舍，没办法给你买礼物，对不起。”

我看着这个女孩子即无辜又充满歉意的眼睛，竟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没有什么对不起的，“我摸了摸她的头，”老师不在意你送不送礼物，你只要好好学习，争取拿个好成绩，就是给老师最好的礼物了。”说着说着，连自己都觉得说不出口了。我想此时，再优美的的语言也显得丑陋无比吧。

杜佳美是个可怜的孩子，她的妈妈患有精神病卧床不起，连自理能力都没有更别说照顾她了。她的爸爸打点零工维持家用，听说武老师说经常拿一些旧衣服旧鞋给杜佳美穿，把她高兴的跟什么似的。

想起办公桌上不知是谁送的礼品盒，不禁羞得脸通红。

课上特意强调了不需要再送礼物，才继续讲课。

下课时，班长代领全班喊，“老师节日快乐！”

下午从办公室的门外就能听见他们在高谈阔论，看见有人推门，讨论声戛然而止。

看见是微不足道的我，又继续。

“调到二小算了，我那个同学就一个教师节的收入保守说得有这个！”张老师伸出两根手指头。

“两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