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庄家人的奔走，张应宸首先给自己的教派“洗白”。他自己有度牒，从琼山过来的三名宣教士全都有对外情报局通过广州站弄来的正式的道士度牒。

明清时代的地方官府对僧道有着很高警惕性，特别有游方僧道，在官府看来简直就是潜在的罪犯和煽动分子。所有州县都设有僧会司、道录司专职管理僧道，僧道外出游方，理论上都要有当地的僧会司、道录司开具路引文书，这样到外地游方挂单才算是有正式的身份。要在某地挂单也得报请当地的“有关部门”备案。

虽然明末这套制度已经不怎么严格，但是张应宸认为还是做到手续尽量完备――以免官府以此来揪小辫子。

首先是将“云升观”正式变为道观――在庄家的运作之下，外加张应宸不吝使用银子，很快就办成了，随后，又把三个琼山来的宣教士列为“正式编制”。张应宸将其中一个最为机灵，官话最好的老童生封为主持，由他主持对外工作。

这么一来，他在沂州当地就有了合法宗教场所。随后张应宸投入资金开始扩建道观――大灾之年，用工极其廉价，除了少数技术工之外，绝大多数工人只要给口饱饭吃就行了。

接着，他和庄家合办的医药局也开张了。一时间，新道教在沂州如火如荼，声势大增。信徒不断增加。南无量教在当地的各个分坛开始瓦解，许多香主、司香开始倒戈――有的是因为慑于他“法力”的传说，有的则是迫于财力窘迫。这二年水灾频繁，官府的税赋又重，许多充当香主、司香的小地主和富农已经不堪重负，而教里本身又有许多的“供奉”、“香仪”的摊派――虽然他们能够向基层教徒摊派，但是普通教徒状况更差，压根拿不出多少钱来。水灾之后，尽管从总坛也拨来了救济钱粮，但是落到他们手中的寥寥无几。反而又被坛主用“赈济同道”为名，勒索去了不少钱粮。

张应宸从倒戈过来的香主们那里知道：现任的沂州坛主马三畏本地一个土霸――所谓土霸，近乎于地主和土匪的混合体。靠着一身的硬功和手下数百打手，在当地很有势力，官府也不敢轻易招惹他。他看南无量教在本地声势渐大，信徒又多，便起了心，入了教，他在本地是有钱有势之人，教中自然也非常看重，所以不到年功夫，原来的本地坛主忽然死了，他就顺理成章的当了坛主。

这样的人，所谓的信仰不过是他的敛财工具而已。当然，他对教内的高层依然是很恭敬的，甚至表现的很虔诚――因为他虽然没信仰，却很迷信，而教内的护法、巡查的“法术”令他忌惮三分，其次，他觉得披着这张皮敛财比过去更方便。

因而沂州地方的教徒们，对马畏三这个坛主早就心存不满，但是碍于其淫威，无人敢言。有些人曾经去过济南总坛“告状”，但是因为马畏三在沂州干得有声有色，每年都有大笔的香仪供奉，所以“上访”也就没什么下文了。

张应宸听了好几个香主的汇报之后感叹道：所谓人生到处是江湖，其实人生也到处是“官场”，当然，要反过来说官场也是江湖似乎更准确一些。

“大伙现在家里还有吃得没有？”张应宸问：“我看这里灾民很多，到处有饿死的人。逃荒的流民也不少。”

“有是有一些。”几个香主眼泪直流，“大伙匀着吃，加上点树皮野菜也勉强不死人。老得小得，身子弱得熬不住，死几个也是他们的命！只是夏天发大水，没得种，到了秋天不知道怎么办？到时候只好背井离乡去要饭，不然都得活活饿死！”

民间教门大多带有“互济”的色彩，从太平道、五斗米教开始就有这样的特色，加上总坛多少拨下钱粮来，使得当地的教民们状况稍稍好于其他百姓。所以每到大的自然灾害爆发，都是民间教门扩充实力的最好机会。

要不是马畏三私心太重，一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