括皇上适时撤出京城的预案。

然而，徐处仁和吴敏对边防之急，重视不够，措置无方，白白浪费了大好时机。

吴敏还上奏建议读书人都要增加一门《春秋》课程，又说王安石《三经新义》都是邪说，等等，皆非当时之先务。

另外，通过萧仲恭策反耶律余睹这个馊主意，也是徐处仁和吴敏给赵桓出的。

作为宰相，徐处仁与吴敏的确都不称职，至少，以他们之才，当不了这个混乱时期的大宋的宰执，他们开不好这艘快沉了的大船。

很快，搬到了徐处仁和吴敏的唐恪、耿南仲、聂山等人掌权了——唐恪升为少宰，因为没有太宰（在金营里当人质的张邦昌是挂名的太宰），唐恪就属于是宰相。聂山同知枢密院事。耿南仲为尚书左丞。

新任宰相唐恪，是哲宗绍圣元年进士，历任县尉、知府、转运判官等地方官职。

他是从基层干起，逐步被提拔到中央朝廷的。

宣和元年五月，东京城遭暴水淹没，情况十分危急，时任户部侍郎的唐恪临危受命治水。

有人建议决南堤，以纾解宫城之水患。

唐恪反对这种害民之举，他说：“水涨堤坏，淹没居民，此无可奈何，今决而浸之，是鱼鳖吾民也。”

唐恪不顾个人安危，乘坐小舟，现场勘察暴水实情，以求因势利导。

最后决金堤，将暴水注之黄河。

不到半月，京城水退，赵佶对唐恪大为称赞：“宗庙社稷获安，卿之力也。”

此次治水，显示出唐恪具有一定的解决危机事件的魄力与能力。

金军第一次兵临东京时，唐恪在杭州任知州。

李邦彦举荐他回京，任同知枢密院事，希望他能参与军事决策。

他回京后，赵桓决定重用，直接任命他为中书侍郎。

当时，大臣们都热衷于讨论宣和年间政事，致力于揭批“六贼”，希望改革时弊，拨乱反正。

唐恪对此不以为然，他对赵桓说：“改革时弊应逐渐进行，今日边事甚急，应先讨论边事。言者不顾大体，纠缠于从前之事，以快一时之愤，岂不伤太上道君之心哉？蔡京、蔡攸、王黼、童贯之徒，既已贬斥在外，姑且可已矣。他日边事既定，然后告知道君，请下一诏书，与天下共弃之，其谁曰不可？”

可以说，唐恪这时看得还是很准确的。

赵桓也觉得唐恪很有见识，于是，在免去徐处仁、吴敏宰相后，拜唐恪为少宰。

赵桓对唐恪寄予厚望，期望他能像当年治水那样勇于负责，敢于担当，挽救时局。

朝廷于是组成了以唐恪为宰相的新班子，班子其他成员为：何栗任中书侍郎、耿南仲为尚书左丞、陈过庭为尚书右丞、李纲知枢密院事（仅挂名而已）、聂昌（赵桓给聂山改的名）同知枢密院事。

以唐恪为宰相的新班子，对此时局势的判断与对策仍然分歧很大，仍然争论不休。

聂昌刚上任时反对割地议和，对战胜金人很有信心，赵桓于是命聂昌全面负责军事工作，并可便宜行事。然而时间不长，聂昌见河东官军屡战屡败，于是改变看法，转而赞同议和。

深得赵桓信任的耿南仲，自始至终力主议和。他主张效仿澶渊之役的办法，以三镇赋税来赎三镇土地，以换取两国和平。如果金人不同意，则必须忍痛割地求和。在他看来，战则必亡。

以扳倒王黼而闻名于朝野的何栗，则坚决反对割地求和，他说：“三镇，国之根本，奈何一旦弃之？况金人变诈罔测，安能保其必信？割亦来，不割亦来！”

唐恪审时度势之后，最终也选择了议和。

而赵桓则还是老样子，战和不定，一会战，一会和。

在这个危急时刻，宋国上下竟然还无法形成统一，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