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承宗汇报个工作挺难的，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哭穷。

杨彦昌说自己格外重视这批赈灾银，但陕西盯上这批赈灾银的军队太多，杨系将官们正忙着在公文里跟关中和榆林的军官打口水仗。

信上对所谓的杨系将官有所介绍，杨彦昌用的词是‘自家人’，刘承宗看了看提到的名字，发现都是延安府抵抗流贼的中流砥柱。

不，是抵抗刘贼的中流砥柱。

杨彦昌参将、任权儿指挥使、石万钟千户、陈汝吉千户、鲁斌千户……都是延安府的大人物。

说起来，不管从他的角度，还是朝廷的角度，这帮人都是他养起来的。

只不过在自己这儿，是养育的养；在朝廷那，这些人是靠打他的战功起家的武将们。

在延安巨寇刘承宗逃遁青海后，延安府这帮人忠于任事，使治安为之大定，纷纷受赏升官。

杨彦昌的目标是从赈灾银里截留五千两，把延安营的欠饷发了。

在刘家大举西迁之后，战神的日子不太好过，新组建的延安营又开始欠饷了，只能靠狮子湾里的种地王高迎祥接济才能勉强维持生活。

杨彦昌在信里说，刘承宗对地方帮助挺大。

说在去年，陕西的局面迅速恶化，刘承宗在北方后继有人，宁塞营出了个神家兄弟，同样以欠饷、援辽边军为主力，非常嚣张，攻城略地。

不过那对兄弟的路线是全军剃发易服全面虏化，打扮往蒙古人那边使劲靠，在边墙内外自由出入如入无人之境。

朝廷开始赈灾后，陕西的流贼纷纷大举入晋，神家兄弟则往西打，兵锋一度直指平凉。

但由于刘承宗已经在西边打过一次，各个城池的防务都有所加强，使他们难以横穿庆阳，想进延安府也很难。

延安府在刘家人、高迎祥、杨彦昌、任权儿等人的长期操控下，已经变成大明境内的古怪地方。

按说这会没贼了，应该能收上税了。

但中间几个县的攒里并甲是由刘承运主持操办，百姓本来就半民半贼，对官军毫无好感。

等刘承宗走了以后，指挥使任权儿又借着操练民壮的名义，给地方派出许多民壮首领，隔三差五就给百姓搞个临战逃难演习。

名义上是逃难演习，实际上是逃税、躲兵，各地串联，有一套传递消息的简单手段。

白天军队进清涧，各个村子就连成串放起了窜天猴，两刻钟时间方圆十里的百姓，人、牲畜、鸡鸭、粮食就全部撤进山里，连鸡毛都不会给官军剩下。

夜里进军队就更容易了，小山峁上一个老头儿甩鞭子，响声就能传到下个村儿。

这对延安府的村庄人力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百姓算了算合适，每个村子只需要出几个后生全天观察情况，就能免掉整个村子的税粮，很值。

当然这套东西防的不仅仅是官军，进了贼，待遇也一样。

任权儿在信里说，他练这个不为别的，刘长官说过，谁都别想抢老百姓的东西。

当然任长官在信里也不免担心。

他写信有三个目的。

一来，为了给刘长官传报喜讯，他因为护卫地方有功又升官了，如今延安卫的指挥使。

二来，是问问刘长官啥时候回来，刘长官麾下三千二百零八名忠诚的延安卫旗军，时刻准备高举刘字大旗。

三来，是问问自己这么做对不对。

目前的情况是，就算刘承宗回来，恐怕也很难在延安府收上粮。

本来任权儿是可以把延安卫旗军补满的，但后来他发现不能补满，经过几年灾荒、两年战乱，陕北没富家。

当任长官失去最大的创收手段，靠卫所军田和刘长官留下的安塞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