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调精锐战力。

下一步要收复关中以西的秦凤路、熙河路，作战重心将要从东线转到西线，涉及到主力作战兵马的大规模调整以及粮秣军械等物资的调配，同时新收复地的统治也亟需恢复，地方凋敝之极的民生亟待救济——这也是徐怀此次在汴梁召集将吏商议军政的重点。

唯有新收复地的统治秩序恢复起来，农耕生产有一定程度的恢复，才能支撑后续纵深更为广泛的作战需求。

要不然的话，一切粮秣物资都从荆湖及江淮调运，横跨整个河淮、河东以及关陕地区，支撑大军杀入阴山南北以及陇右、河西，代价过高不说，不确定性因素也极多。

恢复对新收复地的统治，司空府大部分人都主张遵循旧制，最多在传统的路司基础之上，普遍设立统揽全局的制置安抚使，以便能更快的恢复地方统治及生产。

大越立朝之初，也是承袭前朝旧制，将全国分为十三道，之后又改为两京十道，后续废道制改为路制，陆陆续续将始定天下的十五路，增设至天宣年间的天下二十四路。

虽说大越行之百年的路制，有效防范了地方擅权割据的可能，但同时也将相对前朝原本就狭小太多的疆域切割得太零碎，对地方制衡也太过了，行政效率极其低效。

这些年来，大越看似实行了路、州、县三级行政结构，但对路司权力限制太过，除了路一级四大监司机构之间相互制衡外，对所辖州县的管理、统制权力也一再被削弱，中枢基本上还直接插手州一级的军政事务。

现在就算各地普遍设立制置安抚使，也很难实现真正的三级行政统治结构。

徐怀后续一定会继续推进工造体系的大发展，新的生产模式，以及后续将陆续贯穿全域、新的砂石路交通体系，将令中枢对地方的管理、控制能力得以大幅度的加强。

倘若还继续实施切割一方、过度压制地方集权的旧制，就不合时宜了。

徐怀想着在新收复地，先一步到位实施有利地方集权的行省制。

这也是为帝国将来更大疆域的扩张做准备。

行省制也并非徐怀完全空想。

早在魏晋时期，中枢执掌尚书省、中书省或门下省的重臣出镇地方，会在地方设立行尚书省（台）等机构总揽一地军政事务。

隋朝初年甚至短暂的设立过淮南行台省。

徐怀计划将京东东路及京东西路大部置齐鲁行省，省治淄州临淄；将河东路改置河东行省，省治太原；将原陕西五路并置陕西行省，省治京兆府万年县（今西安）；将河北路改置河北行省，新收复的燕州、蓟州等故地，也都并入河北行营管辖，治燕州府淅津县。

同时徐怀还计划将河洛、京西、京南行营辖区，与南阳、汝蔡等地合并一个大的河南行省，归司空府直辖，治南阳府泌阳县——而京荆路撤消之后，荆州及南蔡等州县，重归荆湖北路。

江淮、荆湖等地暂时不推行行省制，避免阻力太大。

不过，除了齐鲁行省所辖的京东东路及京东西部大部分地区受战争摧残极其严重，亟急一个强有力的行省机构推动地方生产恢复外，河北、河东以及陕西，还将同时承担后续主要的作战重任，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行省机制，统辖辖区的军事资源。

而汝蔡、南阳以及河洛、京西及京南地区，原本就是司空府的根基所在，合并设立一个大的河南行省，与新设立的河北、河东、齐鲁及陕西行省归由司空府直辖，在世人看来都是徐怀加强司空府集权、加快禅让进程的一个关键步骤而已。

行省依旧设立制置安抚使、转运使及提刑使分掌军事、民政及刑狱等事，看似跟旧制没有太大的区别，遇大事仍然需要三使会商，但行省三司可以依照律令自行决策地方事务，不需要请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