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达自己就是被有背景的上司陷害丢了工作，灰溜溜的从大城市离开，他听完了萧让的遭遇，心中不平之气更盛了。

萧让追随了韦县令来到拜县，担任县衙的功曹之后也是兢兢业业，努力操持拜县县衙的公务。

按理说萧让这样的人，韦县令应该对他颇为倚重，但是萧让寒门出身，韦县令这样的世家子弟一向看不起他。

前几日韦县令让萧让去突施骑的村落征收杂税，萧让抗辩了几句，认为突施骑已经承担了太多的杂税，对大唐也非常恭顺，不该只盯着他们敲竹杠。

萧让的反对让韦县令一时下不来台，但是韦县令还是派遣其他的功曹去了突施骑的村子。

最后的事情果然如同萧让所说的，因为长期压榨，突施骑的村子反叛了大唐。

韦县令本来已经准备了县里的部队前去镇压，可没想到这一次因为压迫太狠，整个北部的突施骑部落一起叛乱了。

这下子就不是拜县一个县可以解决的问题了，韦县令一边写信向安西都护府求援，一边命令手下炮制罪名，将萧让下狱。

萧让万万没想到，自己劝谏了韦县令，反而会被抓进了大牢，县衙的法曹拿出同僚的供词，将逼反突施骑人的罪责安在了萧让头上。

萧让平日里从不阿谀奉承，很看不起县衙里那些整日吟诗作对，溜须拍马的同僚们。

本来他以为自己能力出众，能够处理拜县的政务，韦县令就离不开他。

可没想到突施骑谋反，他这个劝谏韦县令不要盘剥突施骑人的人反而被诬陷入狱。

萧让入狱之后，整天哭哭啼啼，向狱卒诉说自己的冤情，一直说对不起供养自己读书的老母。

一直等到张可达也入狱，和萧让分到了同一个牢房。

听完了萧让的经历，张可达也想到了自己的经历，只觉得更加的意难平。

大唐时期已经开科举，但是这个时代的科举场，依然是世家子弟的争夺功名的地方。

普通寒门子弟想要考中科举，实在是太困难了。

隋唐是科举草创的阶段，在制度上远远不如后世的严密。而且主持科举的都是大臣，即使在科举制度最严密的明清，科举舞弊案件依然时有发生。

大唐的科举是没有糊名制度的，也就是说考官不仅仅能够看到卷子，也能够看到考生的名字。

而大唐的科举取士以才情取士，这本身就要比后世八股取士多了不少主观性，这时候考官的个人喜好更能够决定能不能被录取。

所以大唐的士子对于主考官十分尊重，尊称为座师，在朝堂中主考官和弟子也会被默认为一个党派。

这种制度下，世家子弟想要中举，自然要比寒门子弟容易得多。

像是韦县令这种京兆韦氏的子弟，本身就有家族长辈在朝堂中为官，只要稍微造一下声势，就很容易考中进士。

而是普通的寒门子弟想要中进士，就必须要在京师文坛闯出名头来，就要对朝廷大臣“行卷”，也就是不断的将自己的作品送入朝廷大臣的家中。

就连后世称颂的诗圣杜甫，几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能中举，最后不得已写了《大礼赋》进献玄宗，才得到了官身，而且被授予的都是无足轻重的小官。

这还是在更重视才情的玄宗时期，到了唐代中期，韩愈这样的文豪三次科举不中，最后靠着给前任宰相行卷才得到了推荐，最后才中了进士。

能够在京师扬名，最后考中进士的还都是有些家底的寒门子弟。京师居大不易，想要有名声就要不断的留在京师行卷，还要参加士子之间的社交应酬抬高自己的声望。

萧让不过是普通寒门子弟，在京师根本活不下去，所以才随着韦县令来到了拜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