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止是湖南岭南的商人们兴奋，其实对于南唐的商人们而言，灭国还是有好处的，比如，多了一片市场。

官商勾结，在大唐还属于萌发阶段，但在南唐，却属于大成。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几百均作者，以为自己很牛逼，进了一个大神群后，使劲的吹牛逼，水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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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唐的商贾。已经不能称作是商了，而应该是大鳄。

华夏五百强与世界五百强的区别。

一般而言，文人耻于言利，但南唐却反过来了。

杨吴时期，徐知谔在润州任团练使时，曾经“作列肆于牙城西，躬自贸易”。也显然不在城中规定的贸易之地，这种近乎“偷偷摸摸”的交易受到了他爸爸，当时的丞相徐温的批评。

由于利润丰厚，象徐氏这样的开国显贵经商，这样的重臣，都卷入了商品交易的潮流之中，不可自拔。

在这种重商的环境下，南唐的赋税节节升高，年入超过七百万。

记住，这不是粮食，只是纯粹的铜钱和布匹，到宋真宗时，北宋的财政才不过两千万。

这种重商，不但城市里商业繁荣，农村里也商机多多。

草市，圩场很是兴旺，不少圩市升为县或者置为镇，如新置海陵东洲镇，清江，海陵，如皋等升为县，泰州则升为州，成为江北重镇。

当时的大商贾，比较有名的叫周宗的。

他是南唐开国元老。

“既阜于家财而贩易，每自淮上通商，以市中国羊马”，成为政客与富商双料货。

由于其交易规模巨大，闻于中原，以至周世宗兵谋渡淮时，竟想出了将士兵蒙上羊皮，伪为周家商队的计谋。

这样的跨国大商，对于国家的归属感很低。

商人与官员结合，让南唐国力不断地衰落，以至于每年五十多万的贡赋，都拿的艰难。

大商人的囤积居奇，一度使南唐财富集中到了商贾手中，李煜即位之初，国库储备不足以向宋进贡，不得不从金陵富商那里购得绢品以充贡物。

因为特权阶级，在权力的庇护下，是不想纳税的。

可以说，他们是某种意义上的东林党。

南唐治理，举步维艰。

可以说，在封建社会，纯粹的商人是发展不起来的，必须官商勾结，这也是为何古代一直强调重农抑商的。

重农抑商，抑制的不止是商人，而是官商勾结。

回到四川。

在七月十六日，王全斌带领着他的四万兵马，来到了成都。

不过，在临走前，孟昶还是有点良知的，他在府库中存留一些钱粮，就是想让王全斌节制一点军队。

对于这些钱粮，若是在攻蜀之前，王全斌等一将校，心中还是非常满意的。

但是，这一路上见识了许许多多的财赋，这点怎么能够让他们满足？

不久后，为了巩固统治，赵匡胤发布诏令，征发蜀军到京城，每人给钱十千，不走的人，加发两个月廪食。

王全斌等人没有立即执行，将钱都没收了，吞并了，从此蜀军愤恨不已，人人想作乱。

而且，曹彬王全斌及崔彦进、王仁赡等日夜宴饮，不恤军务，纵部下掳掠子女货财，蜀人苦之。

灭蜀后，又纵兵掳掠，并将后蜀府库贮存的金、银、铜、币、珠宝等“重货”和绢帛布匹等“运往京城，历史上，这种强行征调大量民夫，水陆并运，直延续十余年才运完。

除此以外，王全斌等人把后蜀投降的高官们一个个全被安上了罪名，让他们花钱买罪。

与李自成一般无二。

两军随军使者常常有数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