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必须立即进谏，他说“安有陛下万岁后，魏王据天下，肯杀其爱子，传位晋王者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李泰一旦继承皇位，有可能会放弃承诺，诛杀弟弟李治。

通过指出李治面临的危险，提醒唐太宗慎重考虑皇太子的人选。

对于褚遂良而言，只要不立魏王李泰，无论是立嫡安排晋王李治，还是立长安排吴王李恪，都不是问题。

唐太宗听后，立刻明白了“泰立，则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与此同时，长孙无忌也劝唐太宗立仁厚的李治为皇太子。因为李泰虽然也是长孙无忌的亲外甥，但是李泰能够成功主编《括地志》，说明魏王府如同当年的秦王府一样，人才济济，李泰不必依赖、倚重舅舅长孙无忌。

而李治以前从来没有被唐太宗考虑为接班人，没有为其配备足够的人才，他必然会依赖舅舅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在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妹妹长孙皇后的反对，没有担任唐太宗早期的具体行政长官，只是任司空、司徒等三公虚职。

此时皇太子重立，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长孙无忌可借此重返政治舞台，掌控实权和行政资源。在权衡利弊后，为了儿子们的生命安全，唐太宗决定立懦弱的晋王李治为皇太子，并得到了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褚遂良等大臣的支持。

褚遂良也因此成功脱离了困境。唐太宗立太子时，只是与四位大臣私下商量，《新唐书》“即诏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与遂良等定策立晋王为皇太子。”除了褚遂良之外，其他三人都是凌烟阁功臣，褚遂良此时地位不高，之所以能够跻身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他最早、最坚决地主张立李治为皇太子。

因此唐太宗对他极为信任，将他列为密商重臣。李治为皇太子后，唐太宗任命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

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又任命长孙无忌为检校中书令，并主持尚书省、门下省事务，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笔者推测，正是贞观十七年重立太子事，使褚遂良与长孙无忌结成了利益共同体，相互支持，从此之后，两人联手逐渐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朝政。

那么第二点，就是因为有曾被褚遂良、长孙无忌伤害的李勣故友。第一个自然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魏征。

李勣与魏征相识很早，是瓦岗军时期的故友。魏徵随李密降唐后，因为瓦岗军余部尚在李勣手里，于是魏徵“自请安辑山东，乃授秘书丞，驱传至黎阳。”李勣读了魏徵的劝降书后，“遂定计遣使归国”，归附了唐朝。

可见，魏徵不仅是李勣的好友，而且在他人生选择的重大关头，是魏徵帮助他作出了正确的抉择，魏徵有恩于李勣。

而褚遂良是魏征推荐给唐太宗的，却将魏徵给他私下看谏诤之信告诉李二，导致唐太宗对已经死去的魏徵大为不满而悔婚，使魏徵的后人家道中落。作为魏徵的好友，李勣不可能对褚遂良忘恩负义的行为无尤无怨。

另一个便是江夏王李道宗。

李道宗对李勣有救命之恩。

此事发生在武德五年，洺水大战，刘黑闼暗中率军袭击李勣军，李世民率李道宗袭击刘黑闼军侧后以救援李勣，结果反被刘黑闼包围。此时尉迟敬德率勇士冲入包围，大破敌阵，将李世民和李道宗救出。以李勣重情重义、有恩必报的性情，内心必然会感激李世民、李道宗、尉迟敬德的救命之恩、战友之情。

永徽四年房遗爱、高阳公主谋反一案，牵连了众多的皇亲国戚，其中包括长孙无忌一向忌惮的吴王李恪，与长孙无忌、褚遂良有宿怨的江夏王李道宗。

《旧唐书》“史臣曰无私于物，物亦公焉。……道宗军谋武勇，好学下贤，于群从之中，称一时之杰。无忌、遂良衔不协之素，致千载之冤。永徽中，无忌、遂良忠而获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诬陷刘洎、吴王恪于前